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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转向“好经济”
作者:中国经济报告 吴思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04-09
一根筋式地只是专注于提高国内消费,可能导致决策者不再关注“好经济”所需要的其他政策

—专访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的最重要人物之一。2006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费尔普斯,以表彰他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跨期权衡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

费尔普斯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宏观经济学中的所有问题,包括价格和工资决定理论、均衡失业率决定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新凯恩斯主义价格粘性理论及动态学习理论等。他的研究表明,任何政策都有收益和成本,制定者必须全面权衡利弊,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永远应该是人民的长期福祉。另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人们对政策的预期,即制定政策时必须“以人为本”。这些思想在中国当下极富借鉴价值。

费尔普斯曾多次表达他对中国重视和大力倡导创新的赞赏。他甚至认为,中国的创新发展可能比美国还要快。2014年,费尔普斯受邀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座谈,他向李克强赠送了自己的著作《大繁荣》。当时李克强笑着对他说,你的这本书我看过。费尔普斯在书中指出,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繁荣兴盛,即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日前,《中国经济报告》在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办期间专访了费尔普斯教授,他就草根创新、改革开放、金融危机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所得。

 

创新引领好经济

 

中国经济报告:你在《大繁荣》一书中从新的角度解释了如何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我们都知道资本、劳动、技术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为什么你会把视线放在创新,特别是大众推动的草根创新上?

埃德蒙·费尔普斯:首先,我关注草根创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大幅增长可能会提高总体收入水平,但并不一定会提高人均收入。资本也是如此,增加资本存量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每个工人的产出不一定增长了。

此外,劳动和资本要素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技术进步不像资本那样存在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如果投资回报最终下降至零,就不会增加产出和收入了。

中国经济报告:最近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现役最强大的火箭。在中国,这类技术研发基本上由国家支持的企业或研究机构主导。你认为中美两国在创新激励方面有什么不同吗?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对于创新的激励本质上是相似的,几乎一样。绝大多数创新都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可以增加收入和产出。一个让人们投身于创新项目或思考潜在创新项目的环境和氛围十分重要,这也会让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有趣。过去中国经济不发达,人们首先考虑的是收入提高,但现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了,工作体验逐渐变得重要。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中国私人部门在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埃德蒙·费尔普斯:中国必须认识到,在许多目前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方面,私人部门完全可以赶上或超过公共部门。地铁就曾经是私人企业家创造的产物。如今,最具革命性的城市交通工具是优步(Uber)。而在不久的未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可能是自动驾驶汽车——它们都是私人部门的产物。

中国经济报告:关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引起大规模失业的争论十分激烈。你怎么看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这些新技术有可能导致人类自身的危机吗?

埃德蒙·费尔普斯:关于人工智能,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进步。我想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出现赢家和输家。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两点。

首先,在过去几十年的技术进步中,我相信中国社会的所有群体都是受益的,人工智能也不会改变这一点。一方面,人工智能将在1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而不是在某一天突然造成冲击,让人们毫无准备。因此在这项技术发展过程中将会有许多调整的机会。

其次,广义上讲,人工智能会替代一部分工作,一些工人可能会失业,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会下降,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我想表达的是,如果一些技术进步使得劳动力更加充足,虽然这一力量会压低工资水平,但市场会从充足的劳动力那里找到新的投资机会。因此,当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降低了资本-劳动比率(如果我们把机器人也算作劳动力的话),但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劳动比率又会提高,也就是创造了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总的来说,人工智能会使一些就业机会减少,但也为资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从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公众的质疑主要源于不知道有这样一种市场机制可以恢复就业机会。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应该如何遏制因为创新而导致的就业损失,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损失?

埃德蒙·费尔普斯:主要的解决方案是就业补贴,尤其是对低工资工人进行补贴。这是相对比较好地体现他们价值的方法,可以从总体上提高市场的工资水准,并增加就业岗位。

此外,税收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生产消费品的劳动者工资在增加,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也在不断增加投入,但生产资本品的劳动者却没有获得与投入相对应的工资提升。有些生产资本品的行业在创新的冲击下减少了工作岗位,却无法形成新的就业机会。税收政策应该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再分配。

 

中美贸易冲突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评价特朗普的贸易政策?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无法确切地知道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到底是什么,我想其他人也都不清楚。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会对某些中国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特朗普认为这项措施可以恢复或提高某些受到中国出口商品冲击的行业的就业水平。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要想出口商品到中国,必须进口一些中国商品。特朗普根本不理解这一点,或根本不在乎。

此外,究竟是技术进步还是自由贸易导致了更多的失业?目前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创新大国的失业问题比德国、荷兰等贸易大国更严重。单就美国而言,美国制造业产出增加而就业下滑,这显然是更多受到了技术进步的影响,比如煤炭行业。如果是贸易影响了制造业,结果应该是产出和就业同时下降。所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成了替罪羊。有意思的是,我在过去几个月多次提及这一点。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经济报告:下一步中国在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对外开放方面,我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对美国企业开放,将有助于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建议中国改变对西方国家的开放政策。这是一种多赢的局面。下一步我希望中国关注那些工资和收入水平都很低的地区和国家。

在国内改革方面,中国正在从投资转向消费,从重工业转向服务业。我认为中国应该减少对消费的关注,因为这只是改善了经济内部结构。一根筋式地只是专注于提高国内消费,可能导致决策者不再关注“好经济”所需要的其他政策。我认为中国必须更加关注劳动力,提升其工作体验——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大批经济学家无不以此作为经济思想的核心。人们清醒的时候,每天的大量时间都是在工作以及思考工作上的事情,人们的智慧、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是在工作中产生的,因此,改善工作体验十分关键。如果有人问你对工作的满意度和对生活的满意度,你认为二者之间有差别吗?我想基本上没有差别,工作满意度可能占到生活满意度的90%。人们如果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就会对生活不满意;相反,如果他们对工作感到满意,那么其他方面怎么样都没有太大关系。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政府在推动市场化改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呢?

埃德蒙·费尔普斯: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自然将获得更多的工具,可以用于经济和社会治理。人们可能会感觉到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强大。我不认同这种批评。要充分满足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需求,就需要一个异常庞大的公共部门,这就很可能会排挤私人部门的活动。但你不能说政府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牺牲了公民的权利,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有时候也会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什么,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应该是关注人的发展。

 

金融危机十年考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至今仍有很多国家尚未走出衰退。10年之后重新审视这场危机,你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埃德蒙·费尔普斯:关于危机的话题是让我非常着迷的话题,也是很长一个时期吸引我学习经济学的话题。20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就业波动,以及不确定性、不完全的知识和预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经济危机主要涉及商业周期的问题,有可能由极端、意外的变化引起,也有可能由市场情绪引起。

毫无疑问,经济危机偶尔会出现。我有一位在对冲基金工作的朋友曾说,问什么时候会出现经济危机就像是问下次什么时候德国的坦克会再次开进法国。

所以过去的教训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借鉴。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出台了沃克尔规则,现在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和杠杆率都远远好于2009年的水平,相关经济部门的风险也大为降低。当然,全球或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可能仍会出现新的商业危机,主要是由于资产估值缺乏稳定的基础,如果资产价格下降,将会引起投资萎缩并导致就业萎缩。但总体而言,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繁荣,并且还将持续1-3年,即使遭遇重大变故而引发危机,我们也可以期待能够克服危机。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学家们主要得到了哪些经验教训?你认为宏观经济理论未来会如何发展?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得到的认识是:结构性力量远比公众认识的要强大,我想大多数经济学家也逐渐认同这一观点。虽然凯恩斯经济学和总需求概念在大学里“死亡”以后似乎又获得了新生,但在我看来,一个具有更好根基的宏观经济学,将会在十年内发展起来。这个新的经济学需要摒弃未来是可知的假设,以及行动具有可知后果的假设,即可知的概率分布的性质。或许这个新的经济学领域会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将要进入的领域。

中国经济报告:美联储已经结束量化宽松并启动了加息进程。你觉得这有无可能引起美国经济衰退甚至全球经济衰退呢?

埃德蒙·费尔普斯: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已经有3年左右的时间,通货膨胀率正在上升,所以美联储还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当然,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收紧货币政策可能会让债券市场措手不及。

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中,经济可能会回到自然水平,也可能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衰退,但即使这样,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会崩溃,更不会出现世界经济崩溃。

 

采访手记

 

 

如果一个人不断回顾自己一路是如何走来的,那么他必定无比清楚自己的历史,并从中生出发对过往美好的留恋与对未来方向的探索。埃德蒙德·费尔普斯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回顾又不断前瞻的人;一个勇于自省又奋力而行的经济学家。2013年以来,我们有幸多次与费尔普斯教授交流——关于他的经济学思想、关于他对创新理论的思考,关于他对爱情、真理的态度。

在著名的阿默斯特文理学院的第一年,费尔普斯脑海里盘旋的还是休谟、柏拉图。直到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了经济学课程,保罗·萨缪尔森这个名字才逐渐成为他心中的主角。但对经济学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热爱并非单单源于父亲的一个建议。出生于1933年的费尔普斯在大萧条尾声中长大,从他识字开始,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不断进入公众视野。

不过凯恩斯主义不是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终点。“我的经济学思想是从凯恩斯主义开始的,但后来逐渐偏离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不断对知识理论进行完善;在这之后我陷入了和新古典主义的辩论中。”费尔普斯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左冲右突,又在微观经济领域开拓出一片天地,最终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费尔普斯无比清楚,是一个人开启了他学术生涯的第二春——维维安娜·蒙特多——“我们彼此爱得深沉”。

40岁那年,费尔普斯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一个智慧的头脑得到应有的理解与支持并非易事。苦闷中,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转至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纽约,他结识了维维安娜,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好女人,那时的维维安娜带着两个孩子。他们两人于1972年相爱,1974年结婚。今天,这对伉俪已然子孙满堂,但两人的爱情却依旧如初。“维维安娜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费尔普斯说。无怪乎和费尔普斯往来的每一封邮件他都抄送给妻子,而他和客人们的每一次座谈都带着他的维维安娜。费尔普斯对人生的每个时刻都记忆清晰,因为和他分享那些时刻的人一直都在他的身旁。费尔普斯对维维安娜说,你掌控我,而我掌握世界;维维安娜回应他,曾经是这样,但现在只有你和我而已。

或许正是这姗姗来迟但又无比浓郁的爱,给了费尔普斯再次出发的动力,在个人生活重新安定下来之后,他又开始进入一个学术多产时期。期间,他对经济公平、劳动市场结构刚性、理性预期等问题都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研究。正是这第二次学术青春期的成就,让他在30年后因在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友情、爱情、追逐真理道路上的喜悦⋯⋯铺就了费尔普斯一生的快乐足迹。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的一生连贯而又流动,下一刻总是带着上一刻的印记。明确了过往是怎样的,未来就会更加清晰。”他贡献给人类的知识足够令后人深省,而这位自省的巨匠也和他的知识一起,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道动人的印迹。

 

(李大巍对此文亦有贡献)